先是年前，1月20日，廿六，晚上姐姐打电话来说姐夫下午打球的时候晕倒，没救过来。于是连夜赶去广州，陪妈妈。我姐给我的任务就是陪好老妈。其他事情她和姐夫的几个兄弟姐妹在办。

说起来，姐夫这件事情也不是一点征兆都没有，10月份的时候说打完球胸闷，然后去医院检查，医生就不让走，说要尽快做心血管支架手术。他们犹豫了几天。还是做了。期间我姐姐打过电话来，因为我有同学在医院。我也找了同学，但是后来也没有回音了。大概是因为是不同科室的手术吧。这件事情其实想起来我也有内疚，如果当时重视一些，亲自去一趟，帮她问问医生，可能姐夫就不会那么大意了。从以前几次和医生打交道的情况看，姐夫和医生交流的能力有限。他们的习惯，对医生的话总是半信半疑。手术本身没啥，都是成熟的技术了。但是他一直就担心手术完之后还能不能打球了。医生安慰他说做完几个月后是可以打球的，但是还是不要剧烈运动。大概就是这个度没有掌握好吧。我的问题在于，一开始姐姐说要做手术的时候，没有意识到这个心血管手术是人命关天的事情，如果当时想到姐姐有可能失去姐夫，对他们的生活造成这么大的影响，应该一开始就重视起来。他们的孩子16岁，还是半大不小的年龄，一下子失去了和自己这么亲的爸爸，想起来也是挺伤心的。

中国的丧事，办得挺让人难受的。虽然现在医院都有一条龙服务，照规矩办就是了。但是那几天，人来人往的，其实很烦。你真的没有多少时间来安慰自己的心情，好好想一想这件事，想一想以后的生活。尤其是出殡，我感觉简直就是以死人的名义来折腾活人。我心想我如果走了，绝对不想这样来折腾我的亲人，所以还是找个清净点的地方死好些（习俗vs实际需求）。所幸快过年了，大家都想快点搞完，两三天时间也弄得差不多了。我回去的第二天找个合适的时候跟妈妈说了这个事情，那天下午我们去看了姐姐。姐姐也是在妈妈怀里才哭出来了。妈妈很伤心，直说姐姐可怜，然后跟她说坚强一点啊，姐姐就忍不住哭了。看着一屋子的东西，说本来还和姐夫约好了下午回来收拾东西......总之，我想，伤痛的平复大概是要在一点点的整理和收拾过程中，来渐渐去建立新的生活模式吧。

我只是跟妈妈说了，姐姐需要时间来照顾孩子，外部的应酬压力过多，她就会忽视了家里的事情。所以不要给她压力。如果妈妈担心，可以打电话，可以去看看她，但是尽量不要要求她过来。她过来一趟就几个小时，家里的孩子就被忽略了，又是几个小时打游戏过去了。如果她主动过来，那她是过来缓解压力，这个时候就是一家人最好的时候了，但是我们尽量不要要求她，不要给她压力。然而说到容易做到难。我照例年卅是要回公婆那边，就叮嘱了一下姐姐不要让妈妈一个人过年。回头去想又后悔了，说好了不要给她压力，这不是又提要求了吗？（说到vs做到）不过后来姐姐还是让妈妈一起过去过年了，我也就照例回公婆那里过年了。回到那边，才觉得这几天的累，倒头就睡。

然后，就是病毒的事情来势汹汹了。我们年卅还是照例出去吃了年夜饭。初一就发现各大场所都关门了，于是原来惯例他们初一去上香的也没去，就是几个叔父、姑姑过来拜年。我们也照例初一下午一家人回了妈妈家。老公和孩子都想初四就回家。说这几天没什么搞头。但是我想妈妈一个人，做饭的阿姨要初七才来，这几天不好过，所以就没有答应。最后我们说好初五早上回去。初二照例是公婆上广州来大家聚了一下就回去了，也没有按平时的到各家拜年。他们原来的出游活动也取消了。我也跟老公和孩子说就安静在家里待两天就回去。然后我和妈妈出去买菜，做饭。我不让她做，她也一定要在旁边帮忙收拾，所以往往是我做一个小时饭，她要忙2个小时，所以这两天，实际上我就没怎么闲下来。我看这样子不行，老公他们也不会帮忙，就跟老公说我们初四去植物园吧，在外面吃了中饭再回来。他有点不愿意，但是也没法，因为我没松口。孩子有时会发发牢骚，说想早点回去。我也没说啥。其实每年过年都有这样那样的冲突，都不好受，但是渐渐的大家不吵了，我也觉得自己渐渐的可以承受了。今年也是实在没法，我本来想好的过年的点子，都只能作罢，所以只有自己承受压力了 。

好不容易初五回来，大家都像松了一口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