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班长（萧愚老师）在讲《世说新语》，每天晚上班长讲课的时候，我正好要去学校接孩子，只能一边开车一边听，听得断断续续，也不方便看文稿，里面很多人物都非常陌生，更没时间去细看背景资料，学得相当潦草。学习，对俗事缠身的成年人来说，是件奢侈的事情。

但是这课越听越觉得精妙有趣，不好好回顾一下，记录点东西，实在可惜。

前段时间刚好学了一堂的IPO模型，有效的学习一定是个闭环，不管自己消化吸收多少，把它写下来，否则过几天，这些内容很快就会随风而逝，仿佛从来没有进入过自己的脑子。

一个个历史人物，通过萧老师的梳理，瞬间就变得立体鲜活起来，不再是一个个冷冰冰的符号。

陈蕃（？-168年），字仲举，汝南平舆（今河南平舆北）人，东汉名臣，士族代表。“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”这个典故讲的就是陈蕃少年时的故事。陈蕃青少年时不拘小节，房间脏乱，父亲朋友薛勤问他为何不洒扫庭除迎接客人，他答“大丈夫处世，当扫除天下，安事一屋乎”。还有“陈蕃悬榻”，他任太守期间，不见客，但专门为徐稚设一张床，徐稚一走就收起来，显示对徐稚的特殊尊重，王勃《滕王阁序》中“徐孺下陈蕃之榻”即指此事。

东汉中后期，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。陈蕃作为清流士大夫的代表，多次上书弹劾宦官，试图整顿朝纲。他甚至与窦武联合谋划铲除宦官集团（“窦武之谋”），却因事泄失败，最终被宦官杀害。陈蕃死后不久，汉末社会危机总爆发。黄巾起义烽烟四起，东汉王朝走向崩溃。

早期为官：陈蕃出身官宦世家，祖父曾任河东太守。他15岁时便有澄清天下之志，被举孝廉后，任郎中，因母亲去世辞官居丧。服丧期满，刺史周景召他为别驾从事，后因意见不合弃官而去。经太尉李固上表荐举，陈蕃被授职议郎，再升为乐安太守。

得罪权贵：大将军梁冀派人送信请办私事，送信人假托他事请见，陈蕃发怒将其打死，因而获罪被降为修武县令。后稍得升迁任尚书，又因上疏辨驳朝廷公卿商议遣军队剿平零陵、桂阳山贼造反一事，得罪汉桓帝近臣，被外放为豫章太守。

屡任要职：延熹二年（159年），陈蕃升任大鸿胪，后因上书救李云获罪被罢免回家，不久又被征为议郎，几天之后升任光禄勋。延熹六年（163年），陈蕃被征为尚书仆射，转太中大夫。延熹八年（165年），代杨秉为太尉。永康元年（167年），汉桓帝去世，窦皇后临朝，以陈蕃为太傅，管理尚书事宜。

谋诛宦官被害：陈蕃与大将军窦武密谋诛杀曹节、王甫等宦官以清君侧，不料计划泄露，宦官先下手为强，假传圣旨率禁军对抗。陈蕃得知后，率属官和太学生八十多人拔刀冲入承明门抗争，终因寡不敌众被宦官逮捕，并于当日遇害。

直言进谏：陈蕃多次上疏劝谏皇帝，批判皇帝乳母赵娆及诸女尚书与外戚勾结扰乱朝政，反对封爵赏赐超过制度、皇宫内宠臣外戚权势过盛等现象，还曾劝谏汉桓帝不要在不适宜的时机驾临广成苑围猎，虽多不被采纳，但体现了他直言敢谏的品质。

公正选举：陈蕃同五官中郎将黄琬共同掌管官吏的选举时，不偏袒权贵，坚持公正选拔人才，因而遭到豪门子弟的诬陷控告。

打击宦官势力：陈蕃深知宦官专权的危害，一直致力于打击宦官势力。他借朝会之机，坚决为受宦官排挤诬陷的忠良大臣如李膺等人申诉，请求汉桓帝宽免他们并提升官爵，还曾独自上疏劝谏汉桓帝断绝堵塞内侍宠臣干预政事之源。

树立道德典范：陈蕃以其高洁的品格和刚直不阿的性格，成为当时士人的表率，被誉为“不畏强御陈仲举”，被太学生看做一世之宗，他的言行体现了儒家积极入世、匡扶正义的精神，对后世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推动清议运动：陈蕃与其他正直的士大夫一起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清议力量，对当时的政治腐败和宦官专权现象进行了激烈的批判，推动了东汉末年清议运动的发展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宦官势力的膨胀，也为后世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批判提供了借鉴。

陈蕃有点类似清末的谭嗣同，想靠个人力量挽救大清的衰败，明显力小而任重。但这种绝望中抗争的悲剧英雄，精神价值无价。从陈蕃到嵇康到文天祥到谭嗣同，这条精神传承的主线清晰可见，不愧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。

如果用三个词形容陈蕃：志存高远、狂傲不羁、刚烈。

把这个人用这三个词刻在自己的脑子里。

班长说，学习就是“懂、记、用”这三个字。高手往往都是相通的，这不就是一堂的科学学习IPO模型么？言简意赅！

徐稚（公元97年-公元168年），字孺子，古豫章南昌（今南昌市）人，是中国东汉时期著名的高士名贤、经学家，被后世称为“南州高士”。

与陈蕃的积极入世不同，徐孺以隐逸不仕闻名。东汉中后期的乱象，让士人参与政治的代价极高，因此徐孺多次拒绝朝廷征召，他以“大树将倾，非一绳所维”暗喻东汉政权已无可救药，拒绝为腐朽体制效力。陈蕃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徐孺则是知道不可远离之。

不过，徐孺虽不仕，却在豫章地区广受尊崇（陈蕃任豫章太守时专设“徐孺榻”礼遇）。徐孺的隐逸并非消极避世，虽不仕，仍关注世道，常以言行影响地方（如调节纠纷、教化乡里），践行“修身齐家”的儒家理想。另一方面，他的人生中融入了道家智慧，拒绝“名缰利锁”，推崇“安贫乐道”，以“不慕荣利”规避政治风险。其“隐而不遁”的姿态（如接受陈蕃礼遇但拒官），体现了士人在乱世中调和理想与现实的中庸之道。其形象被后世（如王勃《滕王阁序》称“徐孺下陈蕃之榻”）符号化为“乱世清流”的永恒象征。

早年求学：徐稚自幼聪慧，9岁时就展现出非凡的辩证思维。曾拜江夏大儒黄琼为师，15岁时前往槠山拜大学者唐檀为师，系统学习《颜氏春秋》《京氏易》等。

屡拒征辟：徐稚“四察孝廉、五辟宰府、三举茂才”，还曾被“请署功曹”“举有道”“家拜太原太守”，两次被皇帝以安车、玄纁、蒲轮等隆重礼节征用。朝廷公卿曾多次举荐他，如尚书令陈蕃、仆射胡广等上疏荐徐稚等人，汉桓帝便用安车玄纁，备礼召请，他都不出仕。

名士交往：徐稚曾与郭泰交游。郭泰母亲去世，徐稚前往吊祭，在庐前放生刍一束后离开。徐稚对好友陈蕃也极为敬重，但陈蕃与外戚、大将军窦武共谋扫除宦官势力事败被害后，印证了徐稚“大树将颠，非一绳所维”的先见之明。

道德思想：徐稚一贯崇尚“恭俭义让，淡泊明志”，不愿为官而乐于助人，被人们尊称为“南州高士”和“布衣学者”，其为人恭俭谦逊，不趋炎附势，对当地乡风民俗产生了积极影响，使得当地民风淳朴，有失物者悬以相还，道不拾遗。

学术成就：徐稚对经学、哲学、天文、算数、历法等有深入研究，在太学深造期间，对儒家学说的经典之作烂熟于胸，融会贯通，同时对其他学问也驾轻就熟，通晓天文地理、星算河图，了解气象知识，掌握日月星辰运行规律。

精神象征：徐稚作为“人杰地灵”的典范，为后世所传颂和敬仰，激励着后人追求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淡泊名利的人生境界，也为中国传统文化中“高士”形象的塑造提供了重要的范例，如王勃在《滕王阁序》中就有“人杰地灵，徐孺下陈蕃之榻”的名句。

文化传承：南昌市的孺子路、孺子公园、孺子亭等均是以徐孺子的字号命名的，还有许多地方修建了徐孺子祠堂、高士台等纪念建筑，北宋诗人黄庭坚、散文家曾巩等都曾拜谒徐祠并留下作品。

在清议人士看来，徐孺是一个道德标杆。他的隐逸被赋予“高洁”意义，成为对抗污浊政治的象征力量。这很符合人性，选择抗争的注定是少数，而投机又让士人不齿。因此徐孺的选择遍激发起士人的共情，中庸为底色的隐逸，便受到了推崇。

班长把士人阶层分为三种类型：

抗争派（如陈蕃）：试图以政治行动匡扶社稷；

中庸派（如徐孺）：以隐逸行为进行无言抗争；

投机派（如王戎）：依附权贵，丧失士节。

毛主席说过，左、中、右在人群中是一直存在的。除了沙漠，凡有人群的地方，都有左、中、右，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。

距离陈蕃、徐孺和王戎所处魏晋时期，2000多年后的今天，确实依然如此。

王戎（公元234年-公元305年），字浚冲，魏晋时期的重要人物，为“竹林七贤”之一。

出生与家族背景：王戎出生于公元234年，字浚冲，琅玡郡临沂县（今山东省临沂市白沙埠镇）人。出身琅玡王氏，祖父王雄曾任幽州刺史，父亲王浑任凉州刺史，封贞陵亭侯。

早年经历：自幼聪慧，六七岁时在宣武场看戏，猛兽吼叫众人皆惊，唯有他神色镇定。还曾与孩童玩耍，见路旁李树果实多而不摘，言“树在路边而且果实那么多，一定是苦李”，众人验证果然如此。少年时与阮籍成为忘年交，是竹林七贤中年纪最小的一位。

仕途生涯：初袭父爵，后为荆州刺史、豫州刺史，加建威将军。太康元年（公元280年），参与西晋灭吴之战，战后以功封安丰县侯，人称“王安丰”。历任侍中、光禄勋、吏部尚书、太子太傅、中书令、尚书左仆射等职。元康七年（296年），升任司徒，位列三公。永康元年（300年），赵王司马伦发动政变，王戎被牵连免官，后被起用为尚书令，再拜为司徒。永安元年（304年）七月跟随晋惠帝司马衷北伐，兵败后随帝回到洛阳。同年十一月，晋惠帝被挟持迁往长安后，王戎逃奔郏县。

病逝：永兴二年（305年）六月初四（7月11日），王戎在郏县去世，享年七十二岁，谥号为“元”。

思想复杂：崇尚老庄，善于谈玄，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。但与嵇康、阮籍等人不同，他不拒绝入仕司马氏集团，在崇尚自然的同时并不反对名教，是竹林七贤中思想较为复杂和矛盾的人物之一。

至情至性：重视自身情感，儿子王绥去世，他悲痛万分，认为“圣人不动情，忘情世外；最底层的人谈不上为情所牵挂；而对于感情最专注的，正是我们这一类人”。

为人悭吝：生性喜好谋利，大量收购园田及水力磨坊，遍及天下。积聚财物不计其数，常自执算筹，昼夜计算。女儿向他借钱未还时脸色难看，女儿还钱后才高兴。侄儿结婚送单衣，婚事办完后又要回。家里卖好李子，怕别人得到种子，卖时总在果核上钻个孔，被世人嘲笑。

魏晋时期：钟士季评价他“阿戎了了解人意”“王戎简要”；《世说新语·德行篇》称“王安丰遭艰，至性过人”；王济说他“王戎谈子房、季札之间，超然玄著”；裴楷说“戎眼烂烂，如岩下电”；阮籍赞其“浚冲清赏”；戴逵认为“王戎晦默于危乱之际，获免忧祸，既明且哲，于是在矣”。

唐代：《晋书·列传》评价王戎“浚冲善发谈端，取容于世，旁委货财”“浚冲居鼎，谈优务劣”。

宋代：徐均在《王戎》中写道“清虚外托内营财，手运牙筹亦富哉。不料晋朝名位上，士风如是亦堪哀”，讽刺西晋名士作风。

明代：《智囊全集》捷智部评价王戎年少聪明。

王戎出身琅琊王氏（之后成为东晋第一豪门，“王与马，共天下”这个王，就是琅琊王氏）。优越的出身与早慧的才华，使王戎早早跻身名士之列（竹林七贤中年纪最小的一位）。

《世说新语》记载其观虎不惊，道边识李等轶事，展现了他冷静理性的性格。成年后，他加入嵇康、阮籍等人的交游圈，成为“竹林七贤”中最年轻的一员。此时的王戎，与友人纵酒清谈、蔑视礼法，俨然一副超然物外的名士姿态。

尤其这个“道边识李”的故事，跟西风大叔经常说的“容易赚的钱，凭什么轮到你来赚？”以及达叔说的“生意是分层的，留给普通人的，只有细碎且辛苦的生意”，简直异曲同工。但王戎说路边李必是苦李的时候，居然只是个七岁的小孩儿，好扎心。

然而，随着司马氏代魏、西晋立国，王戎的选择逐渐转向现实。他并未如嵇康般以死抗争，也未效仿阮籍的佯狂避世，而是选择出仕为官，历任吏部尚书、司徒等要职。这一转变，成为后世批评其“投机”的起点。

王戎深谙门阀政治的规则。他早年攀附贾充，后来又示好贾后。在“八王之乱”中，王戎多次在诸王间周旋。例如，当赵王司马伦篡位时，他佯装疯病逃脱迫害；东海王司马越掌权后，他又迅速归附。这种“见风使舵”的策略虽保全了性命，却也招致“无节操”的骂名。

王戎对财富的执着同样也饱受非议。《晋书》记载他“性好兴利”，广置田产、算计锱铢，甚至卖李钻核以防他人得种。这些行为在崇尚清高的魏晋士风中显得格格不入，但也折射出门阀士族对经济根基的重视——乱世中，财富往往是比官职更可靠的保障。

在“八王之乱”的十六年间（291-306年），中央权威奔溃，宗室诸王互相屠戮，官员稍有不慎便遭灭族。王戎的“投机”，某种程度上是乱世中普通人的求生本能——与其说他是主动钻营，不如说是被时代洪流推着前进。

与嵇康、阮籍等早期玄学家不同，王戎身处玄学与名教逐渐合流的时代。他的务实倾向，恰是“自然与名教合一”思潮的实践——既追求个体适性，也不排斥世俗功名。

后世对王戎的批评，多源于对其“竹林七贤”身份的期待。人们更希望看到一个坚守清高的名士，而非精于算计的官僚。若抛开道德滤镜，王戎的选择或许更接近普通人的真实面貌。

若仅以道德标准评判王戎，难免流于片面。他的选择，实则与西晋特殊的政治生态密不可分。王戎是琅琊王氏的族长，作为一族之长，家族责任迫使他无法真正退隐，他必须通过仕途维系家族地位。这种压力在“上品无寒门”的晋代尤为沉重。琅琊王氏后来成为东晋第一豪门，王戎应该属于奠基者。

王戎既能清谈玄理，亦懂经营实务；既有名士风流，亦有凡俗欲望。他的“投机”也是门阀政治的一种生存法则：在权力更迭频繁的西晋，固守立场往往意味着毁灭，灵活变通反而可能延续家族命脉。

王戎的一生，如同一面镜子，映照出西晋士人的集体困境。在那个“名士少有全者”的时代，生存本身已成为一场艰难的博弈。将他简单贴上“投机者”的标签，或许忽略了历史情境的残酷与人性的多面。今日重读王戎，与其苛责其“失节”，不如将其视为理解乱世生存逻辑的一把钥匙——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，每个人都不得不在妥协中寻找出路。

不管是志存高远，一心想要匡扶社稷，铁骨铮铮，一生都在抗争的陈蕃；还是选择隐而不遁，淡泊名利的徐孺；亦或是背负家族责任，忍辱负重，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艰难求生的王戎。每种选择，没有优劣之分，完全是个人选择的结果。读到此文的你，会怎么选呢？